襟衫隐有暗香来

原创观复文化观复博物馆

当年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逃离长安，在马嵬坡被迫赐死杨贵妃，并匆忙埋葬此地。后来玄宗从蜀地重返都城，念及昔日浓情，秘密下令迁坟改葬贵妃，却只得到回禀：“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旧唐书》记载玄宗“视之凄惋”。

这是中国人用香最为经典的故事之一。杨贵妃贴身的香囊，因随葬而不腐，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金属制作的，形似年代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唐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中国人用香，最早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前的祭祀用香，先民认为烟雾上能通九天，下可抵黄泉，因虚无缥渺而具有不可言说的神力。

随后而来的生活用香，也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到战国时期，已广泛流行于上层社会，今人熟知的博山炉即源于此时。用博山炉中焚香，烟雾缭绕，朦胧浮动，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于汉代蔚然成风。

汉博山炉

故宫博物院藏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进入中原的香药种类大为丰富，使得用香文化进一步发展。当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单一用香，开始出现了由多种香材配制而成的合香。南朝文人范晔的《和香方》一书中，最早记录了合香之方，不过现已佚失，仅存自序。

合香，以按方混合多种香材、调出某种特有香气为趣，既能令不同香料各展其性，又能使众味合一。通常会制成香珠、香饼，唐代佚名宗教书籍《三洞珠囊》有言：“以杂香捣之丸如梧桐子，青绳穿之，此三皇真元之香珠也，烧之香徹天”，其中即提到了香珠的形成。

清同治甜香念珠

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的用香文化更为风靡，是文人雅士有标识性的生活四艺（焚香、点茶、挂画、插花）之一。用香是修身养性的雅举，创作香谱亦成为文人圈子的风尚。

比如黄庭坚的外甥洪刍著有《香谱》，道学家曾慥著《香谱》和《香后谱》，文人叶庭珪著《南番香录》等。诸香谱中，不止记载了各种海内外的香材，还收录了多则合香方子。总之，当年随佛教东传而来的合香之法，于这一时期已经完全本土化。

清代梵文香饼

故宫博物院藏

两宋香事中，随身佩带的香珠与香饼变得十分流行，时称“龙涎佩带”、“佩带香”、“软香”。杨皇后《宫词》有诗曰：“近臣夸赐金书扇，御侍争传佩带香”，所咏的就是这类用香。

香饼与香珠同宗，传世略晚于香珠。一般按照香方配比研磨混合香材，然后放置于雕刻好的模具中，经过一定时间的阴干后方可使用。起初只是供皇帝、妃嫔香枕之用，后逐渐被人制成香牌、香饼（可佩戴亦可燃烧）、扳指、佛像、把件等，便于随身闻玩。

明周嘉胄编纂《香乘》明崇祯十四年刊本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元明清时期，制香技术、香品类型、香具工艺愈发成熟。元代出现了制作更简便、价格更低廉的线香，得以普遍使用于民间。

随着民间用香消费的不断增多，人们对香的认识亦不断深化。明代文人高濂的《遵生八笺》、周嘉胄的《香乘》、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谢肇淛的《五杂俎》等书中，都载有多种香材、香品、香方等。

若论其精专，首推明人周嘉胄的《香乘》。该书穷搜遍辑、包罗广阔，可谓集明代以前历代香谱之大成。所引材料，亦多有出处可循，堪补亡佚史籍之缺。

观复博物馆秉承“与古人对话，与文化同行”的造物理念，以中华香史上重要著作《香乘》之“内府香衣香牌”古方配比，借鉴馆藏清乾隆剔红大吉葫芦画瓶之形，推出观复大吉大利合香挂饰▼

清乾隆剔红大吉葫芦挂屏

观复博物馆藏

此香牌以葫芦形寓吉，象征福禄绵延、世代昌盛。正反面各有“大吉”、“大利”字样，腰部饰有垂云蝙蝠，似衔福而降。

四周饰锦绣繁花，花纹明晰隽秀、笔触疏朗生动。整物即寓满祥瑞又清雅动人，无论伴雅室还是随身佩戴都可谓灵气满满。

清白玉灵芝祝寿牌

原标题：《襟衫隐有暗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