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发展主要标志青铜器被漆器代替,从而

大家好，我是王利营，现在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青铜冶铸业的继续发展。

自铁器出现在我国生产领域之后，作为生产力发展主要标志的青铜器地位逐渐被铁器代替，在生活领域，青铜器被漆器代替，从而结束了“青铜时代”。这个取代过程大体上从战国一直延续到两汉。

青铜时代的结束，作为奴隶制重要象征的青铜礼器，随着“礼崩乐坏”而退出历史舞台。但是，青铜冶铸生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社会要求，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得到了继续发展。

青铜冶铸业的继续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冶铸和加工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和创新，一是青铜器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主要表现为生产规模大和生产工艺精。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矿冶遗址包括铜绿山、大岩阴山、小岩阴山、柯锡太村、螺狮塘、乌鸦卜林塘等处，南北长2公里、宽1公里，发现有春秋晚期至汉代时期的多处采矿、冶炼遗迹，发现不同结构、采用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包括斜井、盲井)数百座，大小平巷近百条，炼铜炉八座，生产工具和用具上千件，初步估计，这处古矿冶遗址前后冶炼铜达8-10万吨。在河北承德地区还调查发现了一处西汉铜矿遗址，其中包括矿井、选矿场和冶炼工场等。矿井深达一百多米，有宽广的采矿场，冶炼工场共发现4处，据《南齐书·刘梭传》记载，西汉文帝时邓通冶铜铸钱，“烧炉四处，高一丈，广一丈五尺”，如果记载属实，那么规模是相当大的。在生产工艺方面，合范铸造技术高度发达，失蜡法广泛应用，嵌错工艺普遍流行，并开始出现用褪打法成形的薄胎铜器。

青铜冶铸业在战国以后生产规模没有缩小，但由于传统礼乐制度的日益衰落，礼乐器制造在整个青铜冶铸业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汉以后几乎不见，代之而起的是日常用品迅速增多，特别是铜镜和带钩。汉代以后，铜器在种类和器形上都有较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簋、敦、豆等器物消失，鼎、钟、壶成为当时的主要容器，纺在东汉绝迹。除此之外，洗、黎、樽、盘、杯、樵斗、釜最为常见，灯、博山炉、案、熨斗、炉、漏壶数量也很可观。在这些铜器中，灯和博山炉往往制作得很精致。

除了生活用器外，战国时期，铜兵器仍很盛行，戈、矛、戟、剑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汉以后，铜兵器基本不见。

在一些大型墓葬中，秦汉时代都发现有专为随葬而制作的铜车辆模型、马匹、骑马武士等人物形象，特别是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铜车马和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足踏飞鸟的奔马，形神兼备，成为世界闻名的青铜艺术奇葩。

中国古代青铜器，战国以后风格为之一变。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器形和花纹方面，已经摆脱了商周时期那种庄重、古拙的作风，兴盛轻巧、生动和多样化的新风貌，镀金、镀银以及用金银、宝石之类镶嵌花纹的新技术使得青铜器更加绚丽。

西汉中期以后，铜器花纹和装饰日益减退，素面铜器逐渐流行，这可能是由于精巧美观的漆器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增大，使得人们从爱好青铜器转向漆器的结果。虽然素面青铜器成为汉代青铜器的主流，但镀金铜器却占有很大比重，另外，镂刻纹样的铜器也时常见到。这种在铜器上镂刻花纹的工艺，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汉代在南方地区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铸纹铜器也有零星发现，在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镀金铜酒搏，铸纹为浮雕式，纹样有猿、骆驼、牛、兔、羊、鹿、虎、狐狸、熊、雁、鸦、鹅、鸭等各种兽类和禽类。

到了魏晋以后，由于瓷器制造业的兴起，青铜冶铸业有了明显的衰退。

青铜器当中，较为多见的是铜镜，由于铜镜的形制、花纹不断演变，在考古学上便有了较大的断代意义，成为较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铜镜的使用，在我国是较早的事情，齐家文化中就曾有发现，商周铜镜也有出土，但数量都很少。从出土情况看，铜镜在日常生活中的推广，当在战国以后。

已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铜镜，主要是在当时的楚国境内，出镜最多的两个区域，一是湖南长沙一带，一是安徽寿县一带。

战国铜镜早期主要流行小蟠璃纹镜，中期则流行以羽状花纹作地纹，上有四山字纹、花叶纹、花格、龙凤等纹，晚期以云雷纹为地纹，主题花纹则是云形蟠璃纹、五山字形纹。

西汉前期，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保留着战国时代的作风，最常见的是带有地纹的蟠璃纹镜，镜钮呈带状。山字纹镜也可见到，但西汉的山字镜地纹比较粗放，不如战国时期的精细。